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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 等:比较教育中的教育政策转移理论

发布时间:2019-11-22 17:15:28 人气:736

作者简介:刘晨,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成人教育学院博士生;赵志群是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成人教育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教育政策的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它是指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一个国家输入教育政策,另一个国家输出教育政策,共同将教育政策纳入进口国的教育战略并加以实施。大卫·菲利普斯和金伯利·奥克斯利提出的教育政策参考理论为教育政策转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随着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教育政策出口者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单纯依靠教育政策进口者的单向引进,不可能实现高质量的教育政策转移。这种教育政策参考理论已经不能涵盖教育政策转移的所有内容,需要更新和完善。因此,在研究教育政策转让时,应考虑教育政策转让者的主体地位。与教育政策参照的四步模式相对应,教育政策的输出也应遵循跨国影响、援助、科学伴随和参照回归的四步路径。走历史功能主义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存的认识论基础。比较教育应在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巨大潜力,从而促进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关键词:比较教育政策转移政策投入政策产出大卫·菲利普斯

[中间地图分类编号]g40-059.9

[文件识别码]a

[文号]1006-7469(2019)02-0014-13

二百年前,“比较教育之父”马克·安托万·朱利安(marc-antoine julian)发表了《比较教育研究与初步意见》,开启了比较教育的时代。进入21世纪,比较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已经突破了区域界限。教育不再是一项国家或区域事业。教育政策转移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津大学的大卫·菲利普斯和金伯利·奥克斯就如何借鉴国外教育政策和实践提出了一套教育政策参考理论,为教育政策转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在当今日益频繁的国际教育合作与竞争中,这一教育政策参考理论能否涵盖教育政策转移的所有内容?教育政策转移的主题有什么变化吗?作为教育政策的不同参与者,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教育政策的顺利转移?教育政策转移的研究应该以何种认识论基础为指导?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正是由于这一理论的重要性,需要不断完善,才能有效促进教育政策转移的发展。目前,教育政策的转移不再局限于教育参考和投入的单向传递。各国已经开始积极地向其他国家分享和介绍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政策的输出就是由此产生的。随着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快速发展,它已成为比较教育中同等重要的研究对象。由于与教育政策进口国的立场不同,教育政策出口国在促进教育政策转移的过程中也有独特的路径可循。此外,不同的认识论基础也会影响教育政策转移的方向和效果。这些都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研究课题。

首先,促进教育政策的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学者大卫·多洛维茨(david dolowitz)和大卫·马什(david marsh)首次提出了“政策转移”的概念,即“借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政策、行政安排或系统来发展另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政策、行政安排或系统”。[1]政策转让分为两部分:政策借贷或进口和政策借贷或出口。政策转移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政策的国际化程度。教育政策转移(Educational policy transfer)是指一国输入教育政策,另一国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输出教育政策的双向互动过程,经过修改和调整后,共同将教育政策整合实施到进口国的教育战略中。

比较教育是实现教育政策转变的前提。促进教育政策的转移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应有意义。事实上,比较教育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实现教育政策转变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工具。19世纪,朱利安将比较教育视为社会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工具,期望通过教育制度改革为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当代维克多·库桑和霍勒斯·曼研究普鲁士教育的原因也是为了给他们的教育改革提供先进的经验。正如库尔森所说,“我研究普鲁士,我总是想到法国。”[2]进入20世纪,比较教育学者更加重视对国外教育经验的研究。Isaac Condell (issac,l.kandel)认为,虽然比较教育的任务是发现外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其原因以及在具体情况下的解决办法,但最终目标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改善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教育。尼古拉斯.汉斯直接将比较教育视为一门应用学科,他认为"比较教育应该对其国家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实用价值"。[[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乔治·贝雷迪(z.f .贝雷迪)和埃德蒙(j .金)为代表的学者进一步强调了比较教育研究在他们的教育改革和规划中的重要作用。哈罗德(j Noah)强调,了解和理解其他国家在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各国打破旧的教育体制模式,让它们从试图做出一些简单改变来改善教育的白日梦中醒来,这充分体现了比较研究的实践色彩。[4]

在我国,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王程序、朱波、顾明远的《比较教育》一书指出,比较教育“应该研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并将其作为国内教育的借鉴”。[5]顾明远和薛李因还将比较教育研究的政策功能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制定,即根据国内教育问题选择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国外教育体系制定国内教育政策;第二,政策辩护(policy defense)是指为预设的教育决策行为提供理论或实践上的解释,从而在决策者和公众之间达成新的共识。第三,政策批评的目的是将现有政策的是非识别和批评为独立于决策阶层和公众的社会力量。[6]

虽然教育政策转移的萌芽出现在比较教育发展的早期,但21世纪以前的教育政策转移主要是基于教育政策的借鉴和输入,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分散的教育政策转移框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教育政策转移再次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热点。代表性的研究人员,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吉塔·施泰纳-科尔西和牛津大学的菲利普斯和奥克斯利。吉塔在《比较教育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比较作为一种方法,可以有效克服方法论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作为制定政策议程的工具,它还可以在政策参考和政策贷款方面发挥作用。她分析了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包含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呼吁将全球视角引入国内教育改革研究,从而促进政策研究的国际化。[7]菲利普斯和奥克斯为教育政策参考构建了一套四阶段理论模型(教育政策借鉴的四个阶段),[8]被认为是分析教育政策参考的有效工具。

中国学者康业琴·[9]和卢东丽·[10]分别根据这一教育政策参考理论探讨了南非和日本的教育政策转移。杰里米·拉普利也对菲利普斯和橡树园的“跨界吸引力”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11]基于此,笔者将在教育政策参考理论的基础上,从政策转移的谱系、政策转移的过程和政策转移的认识论基础入手,构建一个更加完整的教育政策转移理论模型,从而激发教育政策转移过程中比较教育的潜力,进一步推动国际教育的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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